西部法治报 2025年09月25日头版、06版
9月23日，2025欧亚经济论坛“一带一路”商事法律服务分会在西安举行。本次分会以“深化互联互通 共筑法治丝路”为主题，深入探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新机遇，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注入法治动能。
记者围绕分会主旨，聚焦企业“出海”难点、商事调解价值及涉外人才缺口三大核心议题，特别邀请相关人士进行访谈。
嘉宾：
王瀚：西北政法大学丝绸之路区域合作与发展法律研究院院长
李豪：京师（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泽弘：寰球合汇（陕西）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记者：在企业“出海”过程中，哪些法律问题最突出？本次分会提到的商事法律服务支持，对中小企业有哪些实际帮助？
王泽弘：企业“出海”遇到的法律问题集中在多个方面。中小企业“出海”最大的难点是信息不对称，不了解目标国的政策法规、不知道如何规避风险，遇到争议后也不知道该找谁解决，心里没底。其中，投资架构设计和公司控制权是最致命的“坑”。比如，很多企业带着国内惯性思维“出海”，不重视国际投资架构设计，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财税制度、劳工政策差异极大，若架构设计不合理，后续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要么股东间纠纷不断，要么税负过高导致利润缩水，甚至赚的钱无法正常回国，最后“辛苦经营一场空”。所以，我们需要专业的人才提供最可行的解决办法。
商事法律服务支持为我们搭建了坚实的法律后盾，主要体现三个作用：一是“防火墙”，通过组织培训、沙龙，提前科普“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帮我们避开陷阱，比如，我们做TikTok全球零售，涉及不同国家的电商政策、数据合规要求，这些培训让我们提前了解风险点，走得更稳；二是“灭火器”，遇到国际商事争议时，政府搭建的平台能及时为我们提供调解、仲裁等多元化解决方案；三是“知识库”，不管是合同审查还是法律法规调查，都能快速对接专业律师，相当于有了“随时在线的法律智库”，让我们能集中精力开拓市场。
记者：在企业“出海”的争议解决中，商事调解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哪里？对于涉外法治人才又有着怎样的要求？
王瀚：从实际价值看，首先是成本优势，传统诉讼和仲裁往往需要支付高额诉讼费、律师费，且流程耗时数月甚至数年，而商事调解没有严苛的程序限制，双方可灵活约定时间、地点，能大幅降低时间与金钱成本。其次是合作维系优势，诉讼和仲裁是对抗性模式，举证、辩论过程容易激化矛盾，即便胜诉，合作关系也基本破裂；但商事调解是“合作式解决”，在调解人的引导下，双方聚焦问题本身而非互相指责，很多时候能在解决争议后继续推进合作，对“出海”企业来说，海外市场客户资源来之不易，保住合作关系就等于保住长期收益。最后是执行保障优势，《新加坡公约》目前已有数十个缔约国，企业在这些国家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能像法院判决、仲裁裁决一样得到执行，解决了“调解协议胜诉难执行”的后顾之忧。
李豪：商事调解对人才的要求更高，既要懂法律，还要懂商业、懂文化。首先，要熟悉《新加坡公约》及不同国家的调解规则，比如，有些国家要求调解人必须具备律师资格，有些则允许行业专家参与；其次，要懂“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商业惯例，比如，在中东地区，商业合作更注重人际关系，调解时需兼顾法律与人情；最后，跨文化沟通能力至关重要，不同国家的沟通风格差异大，比如，欧美企业注重逻辑和数据，东南亚企业更看重信任和面子，调解人只有精准把握这些差异，才能有效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记者：企业“出海”需求日益增加，该如何填补人才缺口以匹配企业需求？
李豪：“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截至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政府签署共建合作协议，合作覆盖国际工程承包、国际金融、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领域，涉外法律服务业务量正成倍增加。但现实是，我国83万名执业律师中，仅约5%能从事涉外业务，这个比例与企业“走出去”的规模严重不匹配。
王瀚：要填补这个缺口，核心是推动律师与企业双“出海”。一方面，律师需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将服务方向与“一带一路”国家需求对齐。另一方面，律师必须为企业“打前站”，做好五门“必修课”，即尽职调查，分析当地政治、法律、市场情况；合规管控，保障企业经营合法合规；风险识别，预判政治、安全、法律风险；争议前置处置，通过交涉谈判避免争端升级；解决跨国争议，凭借专业能力公平解决诉讼或仲裁纠纷。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海外法律利益保护的“法治安全链”，这既是市场机遇，更是律师的责任与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