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涉外法律服务保障 访中国贸促会经贸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瀚

在近日举行的2024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代表与会工商界、法律界发布了《2024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北京宣言》，鲜明地提出了要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建经济开放格局，并强化法治保障作用，深化全球法商交流，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加强工商法治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成为与会者达成的一致共识和会议倡导的主旋律。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全球经济复苏和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方案和动能，中国作用再次受到各方瞩目。与会嘉宾认为，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涉外法治能力，应对外部风险和挑战，为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

如何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和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为我国国际经贸合作和对外开放保驾护航？为此，《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受邀参加2024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的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易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瀚。

涉外法治对外开放相互促进

记者：涉外法治建设事关对外开放工作大局和贸易秩序建设。此次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对国际经贸和法治合作提出了倡议。如何看待涉外法治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以及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目前所取得的进展和成效？

王瀚：涉外法治和对外开放是相互促进，交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加强涉外法治既是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国家经济合作和竞争能力的重要保障。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在法治轨道上稳健实施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涉外法治，依法促进和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国际规制、规则、管理和标准基础上，促进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紧密融合，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充分配置，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相互衔接，用统一的国际规则和规制为国际经贸交往提供透明、一致和通行的制度基础，降低国际营商成本，减少经营风险，公平公正解决国际经贸纠纷，稳定国际经贸秩序，这是我国外向型经济从要素流动性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国现行法律304部，其中专门规范各类对外关系的法律有54部，含有涉外条款的法律有150余部。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还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外国法查明、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等方面的司法解释。为加强我国执法国际合作和司法协助，充分保障我国涉外行政执法和涉外司法审判，我国已与83个国家缔结了178项双边司法协助类条约，加入有关犯罪人移管、引渡、司法协助内容的多边国际条约近30项，近年来我国法院和有关司法部门平均每年办理的司法协助业务近4000项。在规范我国的国际经贸活动和涉外行政执法和涉外司法审判方面，做到了有法可依，成效明显。

在涉外法治的保障下，我国营商环境日益透明公平，对吸引外资和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亟须加强完善涉外法治建设

记者：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性近年来被频频提及，这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这种紧迫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瀚：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冲突动荡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外部风险和挑战叠加，导致我国外向型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履约风险加大，这就更加凸显了用法治这个稳定器来抵御风险和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我国涉外法治还需要进一步适应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需要，涉外法治建设还有不少亟待加强和完善的工作。

一是需要依法确立我国批准的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即是否为我国法律的一部分，规范国际条约在国内涉外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中的解释和适用。我国已制定条约缔结程序法，但是对已生效的国际条约如何在国内执行实施还没有专门性的立法。

二是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部门分类，有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程序法和社会法七大法律部门，但没有专门的涉外法律部门。涉外立法是涉外法治的基础，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缺乏涉外法律部门显然是不合适的。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涉外法治工作布局的需要出发，设立涉外法律部门，以保障涉外立法工作的及时性、系统性和专门化，十分必要。

三是提升涉外法律规范的立法技术水平，特别是我国法律域外适用和反干涉、反制裁和反长臂管辖立法方面，我国立法的系统性和操作性还存在不少立法技术上的短板，应不断总结和借鉴有益经验，提高立法技术，丰富我国开展法律外交和法律斗争的工具箱，增强反制经济制裁的法律手段，有效地开展涉外法律斗争，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多措并举培养涉外法治人才

记者：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涉外法治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在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上有何建议？

王瀚：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能够为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存在数量不多、后备力量不足等问题，与全面对外开放的现实和需求既不适应，也不对称。

我国自2010年起至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制造国，与192个国家有投资关系，海外中资企业接近5万家，海外总资产4万多亿美元。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152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订合作协议200多份，与共建国家贸易额超过20万亿美元，我国海外经济体量不断扩大。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我国涉外律师有1.2万多人。

涉外法律工作涉及知识面广，专业性强，从业素质要求高，法律、科技、金融、政治多重因素交织，需要从业者具备深厚的国际法、涉外法、国别法专业功底，熟练的法律语言运用能力，熟知法律服务关联领域的专业知识，通晓国际规则的解释和适用，精通涉外法律实务操作，并能驾驭国际诉讼、仲裁和商事调解等多种解纷机制的运用，善于合作、沟通和谈判等法律外交方式的灵活应用。可以说，涉外法治人才是法律工作中的“精英人才”和“特殊人才”，需要通过紧密的协同培养机制担负培养任务，需要完善的工作机制和涉外法律服务制度来保障人才培养、管理和使用，需要规范有序、开放透明的涉外法律服务市场承载涉外法治人才作用的有效发挥。

建议国家制定《涉外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发展纲要》和《涉外法律服务业促进保障法》，明确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政策和保障措施，在执业律师中大力开展涉外法律业务的继续教育，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开拓涉外法律业务，调整法律服务结构，促进执业律师向涉外法律业务转型，加快海外法律服务市场开发，推进国际业务与国内业务协调发展，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的涉外法律服务保障和支撑。